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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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52号


　　《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00年8月22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　钱运录
　　　　　　　　　　　　　　　　　　　　　　　　　　　2000年9月7日
　　　　　　　　　　　　 贵州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和生猪产品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制度。
　　鼓励和推广定点屠宰厂（场）实行规范化、工厂化、机械化屠宰生猪。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生猪定点屠宰的具体管理工作。
　　畜牧、工商、税务、环保、卫生、价格、公安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生猪屠宰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设置由市、县人民政府根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确定。
　　定点屠宰厂（场）设置的数量为：贵阳市（不含开阳、修文、息烽县和清镇市）1－3个；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在地城市1－2个；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1个；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1个。


　　第六条　屠宰上市销售的生猪，必须在定点屠宰厂（场）屠宰；农村地区自宰自食的除外。
　　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肉食供应量不大的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以外是否实行定点屠宰，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条　设立定点屠宰厂（场）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向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或乡（镇）人民政府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由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设置的屠宰厂（场），必须到环保、卫生、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凭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定点屠宰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办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选址，必须远离生活饮用水的地表水源保护区、居民集中区等区域，不得妨碍或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


　　第九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二）有符合国家设计、安全、卫生标准规定的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屠宰设备、生猪和生猪产品专用运载工具；
　　（三）有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有经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并取得其核发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资格证书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理化、微生物等常规检验的检测仪器，备有适用的消毒药品和消毒设施，健全的卫生消费制度；
　　（六）有病猪、死猪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和排污设施；
　　（七）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防疫条件。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配备必要的屠宰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屠宰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应当经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贵州省行政执法证、行政执法监督证，实行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生猪屠宰行政执法、监督及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培训、考核、发证等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定点屠宰厂（场）标志牌的管理；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的管理及《定点屠宰证》的年检工作。


　　第十三条　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生猪的宰前宰后检疫，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实施，出具全国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使用的检疫证明，并加盖全国统一使用的验讫印章。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必须具有生猪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检疫证明；未经检疫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补检。
　　宰后生猪产品的肉品品质检验依照《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由定点屠宰厂（场）自检，接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第十四条　定点屠宰厂（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必须与屠宰同步进行。检验合格的肉品，由厂（场）加盖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场）。对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按照《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定点屠宰厂（场）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规范化屠宰。地、州、市人民政府（行署）所在地城市和人口数量较多的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应实行机械化屠宰。


　　第十六条　定点屠宰厂（场）不得屠宰、加工病死、毒死、死因不明的生猪和生猪产品，不得对生猪和生猪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第十七条　定点屠宰厂（场）提供屠宰服务，按规定收取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定点屠宰厂（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纳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向屠宰厂（场）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九条　进入市场的生猪产品，必须具有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屠宰厂（场）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方可上市销售。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二十一条　以暴力、威胁方式阻碍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生猪产品，是指生猪屠宰后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等。


　　第二十四条　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条件下，牛、羊也应实行定点屠宰。
　　牛、羊实行定点屠宰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0年10月1日起施行。

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