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证券经营机构股票承销业务监管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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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时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是紧急避险制度在刑事立法层面的依据，但实践中如何认定行为是否符合紧急避险，往往存在理解的模糊性和适用的不确定性。

　　紧急避险作为排除犯罪的正当化事由，只有在充分理解其本质含义，严格遵循刑法条文的规定，并具体结合其构成要件，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做到正确的理解和使用。

　　一、避险起因：存在现实发生的危险

　　现实发生的危险是指法益处于客观存在的危险的威胁之中，或者说法益处于可能遭受具体损害的危险之中。 司法实践中需要研究的问题是现实发生的危险是否包括自招危险？自招危险是指由避险行为人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招致的危险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应认定为刑法中的紧急避险，因为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所避免的危险必须不是因避险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引起的危险，作为排除犯罪的正当化事由，对于行为人避险这的人性本能应当予以宽容的态度。问题在于，行为人因故意乃至重大过失所招致的危险，其后果无论大小都由无任何过失的第三人承担，明显是不公平的。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理由是紧急避险只针对偶然发生的危险，而不包括因行为人自身的故意或者过失所导致的危险。即“只有当合法权益遭受不能规则于自己的损害危险时，行为人才可以进行紧急避险”。 但从紧急避险的制度安排上看，我国刑法并没有将自招危险排除紧急避险的相关条款，且如果对此一味的否定紧急避险的成立，也不利于较大合法权益的保护，违背刑法的立法目的。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认定为紧急避险。对于意图利用紧急状态而招来的危险时，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对于因偶然的事实而招来的危险，则需要通过对合法权益的比较、自招危险的情节、危险程度等因素进行认定是否构成紧急避险。

　　笔者原则上同意第三种观点，因为从我国刑法的规定看，认定紧急避险只须判断是否存在现实发生的危险，并不对危险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换言之，无论行为人是因故意还是过失的自招危险，都有认定紧急避险的可能。在重大合法权益面临威胁时，更应当允许紧急避险的行为存在。如果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了行为，但产生了超出预想的严重危险，出于保护较大权益的目的，可以认定为成立紧急避险。例如：张三在公园游玩，故意挑逗狮子，狮子被激怒而冲出铁笼追击张三，张三迫不得已踹烂旁边住户李四的房门，并躲入李四房间内。很明显张三的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但行为人出于不法目的而故意招致危险，并欲借此危险而损害第三者合法权益时，则否定紧急避险的成立。例如张三去李四家做客，意图破坏李四摆放在客厅中的名贵花瓶，于是故意挑逗李四家的宠物狗，宠物狗被激怒追击张三，张三佯装躲避，便将名贵花瓶撞倒摔碎。很明显，对于张三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应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二、避险时间:现实危险正在发生中

　　只有在危险现实发生时，才能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紧急避险行为。“危险正在发生，是指危险已经发生或迫在眉睫并且尚未消除，其实质是法益正处于紧迫的威胁之中，这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紧急避险是在存在现实的危险时实施，这里的现实危险是否包括可能受到发生危险状态的威胁？即可能存在危险状态但不存在现实的危险时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刑法上的紧急避险行为？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受到正在发生危险状态的威胁，不得已采取的避险行为，就是紧急避险”。 但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紧急避险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危险，单纯的面临危险的威胁时，如果并不能对法益产生现实的损害可能，那么行为人此时的行为在刑法上应评价为假想避险或避险不适时，这更符合刑法的解释原理和适用原则。

　　三、避险前提：不得已损害另一合法权益

　　不得已是指在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时，没有其他更为合理的办法可以排除危险，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法益，才能保护面临危险的法益。司法实践中疑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不得已”，即怎样认定行为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不得已”。毋庸置疑，刑法之所以规定紧急避险并将其视为排除犯罪性事由，就在于紧急避险行为虽然也损害了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但实质上保护了更大的利益。在认定行为人当时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不得已，应立足于是否保护了更大的合法利益这一根本上来，同时司法人员应置身于当时的紧急状态下，客观的评价行为人能否以不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方式排除危险。如果当时的情形下行为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除危险，但其却采取了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方式，或者虽然行为人采取了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明显不能排除危险，这显然不符合“不得已”的标准。例如，李某是货车司机，一日其在道路上运输货物过程中，突遇前方道路塌陷，于是李某迅速将车辆左转，遂撞向了旁边的百货店，使得百货店损失惨重。我们在评价李某将车辆左转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得已”的行为时，应置身于当时的事发现场，全面思考李某除了将车辆左转外，是否有其他方法排除危险。如果没有，显然应认定其行为是“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如果当时李某可以及时刹车或者将车辆向右转，完全可以避免危险且不会侵犯其他权益，那么其车辆左转的行为俨然不属于“不得已”的行为。

　　四、避险意识：为了保护相等的或者更大的合法利益

　　避险意识是由避险认识和避险意志构成。避险认识，是指行为人认识到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同时认识到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合法利益才能规避危险。避险意志，是指行为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并不具备避险认识，即没有认识到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面临正在发生的危险，或没有认识到只有损害其他较小的或者同等的合法利益才能规避危险时，只是单纯的无意识的实施了避险的行为，且符合紧急避险的客观要件的，属于典型的“偶然避险”，从刑法的立法本意看，偶然避险也应属于紧急避险。如果行为人误认为存在现实危险而实施了所谓“避险”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且事实上不存在现实危险，则属于避险认识错误，应认定为“假想避险”，并结合其主观方面，可能是过失犯罪乃至间接故意犯罪。例如前例，李某在驾车运货途中，误以为前方道路塌方，遂将车辆左转致使百货店遭受损失，事实上前方并没有道路塌方的危险，此时便应认定李某行为属于“假想避险”，结合案件事实在分析李某是否能够预见、是否应当预见，来认定李某的主观罪过。当然如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则属于意外事件的范畴。

　　另外，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避险意志而实施了行为，即并非因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目的，也不能认定其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如故意引起危险后，以紧急避险为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应认定为故意犯罪。

　　五、避险限度：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如果按照这种观点，那么为了保护同等价值的权益而实施的避险行为便应认定为避险过当，并据此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小于所避免的损害时，也可能超过了必要限度。例如，在发生森林火灾，为了防止火灾蔓延，不得已砍伐树木形成隔离带时，如果根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只要有10米宽的隔离带即可，行为人却下令大量砍伐树木形成50米宽的隔离带。尽管所保护的森林面积远远大于所砍伐的森林面积，但不能认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其次，不得已损害同等价值的利益时，也不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例如陈某携带祖传的玉石去朋友家中做客，途中在于劫匪打劫，陈某为避免玉石被劫走，便迅速将玉石隔着围墙扔进旁边的居民院子里，但将院子里主人养的名贵宠物犬砸死。设若玉石和宠物犬价值都是两万元，即价值相等，这时其行为也不能认为超过了必要限度，也不能否认陈某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充其量认为这种避险行为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其并没有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减少，并没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由此，司法实践中只要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超过所避免的损害，且足以排除面临的危险，就应认定其超过必要限度。在衡量所保护的价值和避险侵犯的价值大小时，一般可以判读标准是：生命权大于健康权，健康权大于财产权，财产权之间进行价值大小比较。

　　需要考虑的是，能否通过避险行为牺牲一个人的生命用来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固然“生命是人生存的基础，是所有利益的根源，具有根本的不可侵犯性。人得生命不应作为任何目的的手段，因此也不能作为维护他人生命的手段”。 但问题在于在行为人处于紧急状态下，在只有牺牲一个生命才能保全其他生命时，如果不允许实施避险，明显不能为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也不符合紧急避险的立法初衷。实践中如行为人为保护自己或者亲友的生命，特别是多数人的生命，而不得已牺牲一个人的生命，应肯定其行为属于紧急避险行为，排除犯罪的成立。

　　六、避险对象：针对其他合法权益

　　紧急避险的对象不许是为保护的合法权益之外其他合法权益，这一点毋庸置疑。司法实践中需要重点研究的是对反击动物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即对动物的袭击予以反击的行为究竟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还是正当防卫。一般而言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故对动物侵害的反击一般认定为紧急避险。但同时要注意区分，动物袭击可分为动物野性的本能袭击和受人有意驱使的袭击，如果行为人针对动物野性本能的袭击的反击，则属于明显的紧急避险，如果是动物受人驱使的袭击，则此时的动物应视作不法侵害人侵害他人的工具，对其反击应视作正当防卫即使是不法行为人驱使他人饲养的动物发动的袭击，也应如此认定，因为动物是不法侵害人自己所有，还是第三人所有并不影响反击行为性质的认定。

　　七、避险主体：一般的自然人

　　只要行为人符合紧急避险的客观要件，且为保护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均可以作为紧急避险的主体。另外，刑法明确规定，为了避免本人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不能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也就是说对正在发生的危险负有特定职责的人，不能为了使自己避免这种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的行为。恰恰相反，其所谓的的“紧急避险”行为是一种放弃职守的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行为人“受强制的紧急避险”如何定性的问题。例如，绑架犯徐某绑架了张某的儿子，并要求张某抢劫附近银行的巨额现金，否则就杀害其儿子。张某为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而实施了抢劫银行的行为。此时张某的行为是否属于紧急避险？有观点认为张某的抢劫行为不应认定为紧急避险，理由是如果认为其属于紧急避险，则其行为属于合法行为，那么银行职员便不能对行为人张某实施正当防卫，而银行职员并没有忍受张某抢劫的义务。且绑架犯徐某意图通过张某的行为实现自己的抢劫意图，故可以认为张某分担了徐某的行为，所以不应单纯的认定为紧急避险。因为此时的行为人张某除了实施抢劫外，并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排除儿子遭受杀害的现实危险，换句话说，行为人张某的抢劫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银行职员若对张某反击，则属于对抢劫犯徐某的不法侵害的紧急避险。

　　注释

1 张明楷：《刑法学》2007年8月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89页。

2 谢伟雄：“自招危险的紧急避险适用研究”，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02期。

3 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42页。

4 张明楷：《刑法学》2007年8月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91页。

　　从实务角度而言,被代位人一定是比被继承人早死,这才会发生代位继承,但被代位人既已死亡,依据《民法通则》第9条前段“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规定可以得出,公民到死亡后,已经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公民死亡既然已经无任何权利能力,则根本无法取得任何“财产”。因此,若将“遗产份额”解读为“财产”,从法理上观之,则任何形式的代位继承根本无法存在。即使被继承人生前将全部财产以遗嘱给被代位人,被代位人既然已经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代位继承人根本无法继承到任何遗产。
　　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应解读为只是继承顺序上,代袭被代位人的“位子”,如此只要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就会发生代位继承。因为代位继承者只是继承被代位人的“位子”,而不在于是否有继承到任何“财产”,如此代位继承的存在,才有法理依据。况且继承法第11条后段的法律用语,是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并非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他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从法律的文义解释来看,这样的用语具相当地弹性,并非要求被代位人“只能”继承到遗产份额,代位人才有资格继承遗产,二者间仍有程度上的差别。

　　代位继承权与“遗产份额”
　　继承到的财产为“0”(没有继承到财产),只是该份额为0,不能断定“没有继承权”、“丧失继承权”或“抛弃继承”。丧失继承权必须有丧失继承权的事由,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将丧失继承权排除代位继承之适用,此乃立法政策之考虑。此种略带连带惩罚色彩的制度设计,恐有侵害当事人真意之虞,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不能就此推论被继承人也一并惩罚代位继承人才是,故即使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代位继承人仍可代位继承。
　　另外,遗产即使全给其他继承人,不能就此认为都不让代位继承人继承,层次上仍有不同。况且被代位人并无丧失继承权、抛弃继承权,更不可说代位继承人就此无代位继承权。被继承人遗产不给被代位人,并不能推断不给代位继承人。另外,抛弃继承必履行抛弃继承之要件,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已无抛弃继承之可能。故继承到的财产为“0”,仍是继承到“遗产份额”,即使其他继承人继承全部财产,此时的“0”财产代表的是一种“权利的存在”。理论上若发现新财产,该继承0财产之人仍有继承权。既然有继承权存在(有继承权是基于继承到0财产而来),则可适用代位继承之规定。有债务也当然必须承担,只是由于其继承的财产权利是0,因此其负担债务的义务是0而已。当代位继承人符合第13条第2款“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于以照顾”的情形,代位继承人依然可以请求照顾才是,此乃基于代位继承权人的固有权资格而生。可知继承0财产的意义非常重要,0财产不能片面解读为没有继承权。

　　遗嘱继承也应适用代位继承
　　由于代位继承的内容规定在继承法第二章“法定继承”内,有学者主张代位继承不适用于遗嘱继承。试问,若代位继承仅限法定继承,被继承人生前以遗嘱将遗产全部给未死的被代位人,该遗嘱是否无效?例如被继承人生有一子一女,生前立遗嘱将全部遗产给其儿子,结果儿子比被继承人早死,若遗嘱不发生代位继承,则全部遗产就必须回到法定继承,依继承法第10条第一顺序继承人为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假设配偶、子、父母已经死亡,有权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变成只有女儿,孙子只能透过代位继承跟女儿一起继承财产。如此被继承人以遗嘱方式处分的财产必须回到法定继承,而不是透过代位继承来彰显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无疑将违反被继承人真意。相反地,若被继承人生前立遗嘱将全部遗产给其女儿,则孙子即使代位继承也无法继承到任何财产,这更会违反法律的公平性。
　　另外,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其所指的继承人,若从遗嘱人的个人角度观之,当无法预期到代位继承人也必须包括继承法第19条理论上所称的双缺人才时,本条所指的继承人不包括代位继承人。但若从法律体系解释,代位继承人本于代位人固有权的资格来继承遗产,当然为继承人之一。因此,本条若做广义之解释,必定更能保护更多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继承人,况且依继承法第19条规定之双缺人,继承人能适用到的可能性已经受到非常压缩了。由于孙子代位继承0财产(有继承权),若孙子符合继承法第19条之双缺人,基于代位权之继承人固有权资格,当然有权请求遗产。若孙子不符合双缺人资格,虽然仍有代位权,则孙子依然不能继承到财产。即孙子有代位权,但是继承到的仍然是0财产。由此可知继承0财产的意义非常重要,0财产不能片面解读为没有继承权。
　　若规定遗嘱继承亦能适用代位继承,才不违反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在实务操作适用上,则将遗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全部财产”,因遗嘱处分归他继承人所有,另一部分属于“0财产”属于法定继承,再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亦即该“0财产”,由他继承人及代位继承人共同继承,此处的“0”财产代表的是一种“继承权利的存在”。代位继承仅限法定继承有其局限性,又违反立遗嘱人真意,且徒增继承顺序适用上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