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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办公厅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办公厅转发阿拉善盟环保局关于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阿署办函〔2010〕 17 号


各旗人民政府，行署各有关委、办、局，开发区、示范区，各大企业：
　　经盟行署同意，现将《阿拉善盟环保局关于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有关要求及指导意见，做好我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结合我盟工作实际，提出《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意见》，请贯彻执行。
　　一、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提高健康危害监测和诊疗能力，依靠科技进步，扎实做好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目标任务。全面排查我盟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及其周边区域环境隐患，摸清重金属污染情况，确定重点防控区域、行业、企业和高风险人群，集中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到“十二五”末建立起较完善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事故应急体系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体系，使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三）工作重点。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是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重点防控区域是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重点防控行业是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含铅蓄电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重点防控企业是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重金属排放企业。
　　（四）组织领导。成立由盟环保局、发改委、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卫生局、农牧局、水务局、科技局等部门组成的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主要任务是明确各部门职责，综合协调各方面工作，研究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方案、规划，督促和指导各旗（区）相关部门开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盟环保局，负责日常工作。各旗（区）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
　　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五）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有色金属及相关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对没有按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企业，各旗（区）政府要依法予以关停；对没有完成淘汰产能任务的地区，暂停其新增重点防控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相关部门每年要向社会公告应当限期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名单和各地执行情况。禁止承接落后产能和重污染企业。对于重金属排放企业主动淘汰落后产能的，有条件的旗（区）政府要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六）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将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建设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项目时，要科学确定环境安全防护距离，保障周边群众健康。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前置审批制度，未通过审批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投资主管部门不得批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准企业投资项目，盟、旗政府不得供应土地，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信贷支持。未经环评审批的在建项目或者未经环保“三同时”验收的项目，要一律停止建设和生产，并要求开展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对达不到要求的项目，由所在旗（区）政府予以关停。新设企业必须在取得营业执照前通过环评审批，未通过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为其办理营业执照。要建立重金属排放企业环境影响后评价制度，开展重金属排放企业场地和周边区域环境污染状况评估试点工作。
　　（七）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各旗（区）环保局要依法公布应当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防控企业名单。并对其开展两年一次的清洁生产审核，将审核结果向有关部门报告。要加强监督检查，对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或者虽经审核但不如实报告审核结果的，责令限期改正，对拒不改正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含重金属废弃物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
　　三、加强重金属污染治理
　　（八）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 以重点防控区域污染源防治为主要内容，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和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实施的原则，制定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划定重点防控区域，明确防治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重点解决污染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排放企业污染问题。于2010年3月30日前报盟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九）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修复示范工程。在重点防控区域，要进一步明确重金属污染责任主体，进行污染评估，因地制宜地采用经济高效的修复技术，组织开展受污染土壤、场地、水体和底泥等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工程。
　　（十）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对于责任主体明确的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由责任主体负责解决。对于无法确定责任主体的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由各旗（区）政府统筹规划，逐步加以解决。加快实施铬渣、尾矿库等的治理方案，确保历史堆存铬渣得到无害化处理，尾矿库环境隐患问题得到解决。
　　四、强化环境执法监管
　　（十一）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将整治重金属违法排污企业作为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重点。依法关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重污染企业，限期治理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停产整顿已经造成严重环境危害的企业。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对污水处理厂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置，对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要实现达标排放。要将重金属排放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送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坚决取缔无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从事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经营活动。
　　（十二）加强环境监测和应急体系建设。盟环境监测站要建立和完善对重点防控区域的定期监测和公告制度，明确该地区的特征污染物，加密重点监控的黄河流域阿拉善断面、额济纳河以及地下水、空气质量和土壤等监测点位，加大监测频次。各旗（区）政府以及重金属排放企业要建立和完善重金属污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对重金属污染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应急装备和技术水平。加紧落实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监测和应急能力建设。
　　（十三）严格上市公司环保核查
　　严格要求我盟辖区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对不符合环保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重金属排放企业，环保部门不得受理相关申请。对于已经上市的公司，环保部门每三年组织开展一次后评估。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将环境信息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
　　（十四）进一步规范企业环境管理。要求重金属排放企业建立特征污染物日监测制度，每月向当地环保部门报告监测结果。当企业产量或者生产原辅料发生变化时要及时报告。所有重金属排放企业，应当逐步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保部门联网。当地环保部门应对重金属排放企业车间、企业排污口水质及厂界无组织排放情况，每两个月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重金属排放企业应当向社会公布年度环境报告书、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和环境管理等情况。环保部门应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执法监管等有关环境信息。
　　五、建立和完善重金属健康危害诊疗及监测制度
　　（十五）妥善处置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各旗（区）政府要完善群发性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应急预案，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以及诊疗器械和药品。环境污染健康危害事件发生后，各地政府要依法妥善处理，尽量化解矛盾，控制事态发展。要立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排查污染源，优先保证食品和饮用水安全，停止肇事企业排放污染物；同时要科学合理确定潜在高风险人群，并按照卫生部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健康体检，对确诊患病的人员给予积极诊疗，并如实公布污染及其对人群健康的危害情况，组织做好污染事件的有关善后处理工作。发生的相关费用由肇事企业承担，不能明确责任主体的，由当地政府妥善解决。
　　（十六）开展重点地区健康监测。加强重点防控区域内食品和生活饮用水的重金属监测，对高风险人群进行生物监测。组织开展环境污染所致健康影响调查和风险评估，对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健康危害进行预警，并提出管理与应对措施。
　　（十七）建立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加强重点防控区域农田重金属监测，掌握污染动态情况；划分种植功能区，实施农产品产地安全分级管理。严格控制在食品及饲料中添加含重金属的添加剂。
　　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十八）加大资金投入。对于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项目，要实行“以奖促治”，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十九）要严格控制高环境风险企业的信贷。
　　（二十）认真执行土地用途调整。对重金属排放企业周边土地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对污染严重，短期内难以治理的农用土地，不得种植食用农作物，并根据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土地变更调查有关标准和规定，经法定程序调整土地用途。对涉及的耕地和基本农田，要按照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的要求，予以补充和补划。
　　（二十一）明确各旗（区）政府责任。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由各旗（区）政府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人是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抓紧制定落实本意见的实施方案和本地区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将各项工作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和企业，并强化考核和监督。落实旗（区）政府环境质量负责制，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群发性健康危害事件或造成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按有关规定对旗（区）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实施问责，并从该重金属排放企业的立项、审批、验收、生产和监管全过程，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追究责任，对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严格落实责任
　　（二十二）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建立由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上级政府部门。相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和落实意见，督促和指导各部门开展工作。
　　（二十三）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新闻媒介，宣传重金属危害、预防、控制、防护等方面知识。积极引导广大群众了解重金属污染防治有关知识，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各旗（区）要将落实本意见的实施方案，于2010年3月20日之前上报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阿拉善盟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
　　协调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李超英 副盟长
　　副组长：马能才 盟行署副秘书长
　　 杨 海 阿盟环保局局长
　　成 员：罗志铁 阿盟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许福善 阿盟财政财政副局长
　　 关永义 阿盟国土资源资源局副局长
　　 温冬红 阿盟卫生局副局长
　　 刘挨枝 阿盟农牧业局副局长
　　 赵 毅 阿盟水务局副局长
　　 张 玉 阿盟科技局副局长
　　 王翠花 阿盟环保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阿盟环保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阿盟环保局副局长王翠花兼任。今后，除盟领导外，其它人员若有变动，由领导小组自行调整，行署办公厅将不再另行发文。




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熊利民


　　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中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在实践中仍被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这种司法结果必然会加剧刑讯逼供的蔓延。可见，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法律制度难以奏效。但笔者相信循着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以程序规范权力及以结果规制过程的思路，对侦查权进行良性、有效的控制，建构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机制，定会将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权利制约：被追诉方防御力量的强化
　　（一）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针对封建的有罪推定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它的基本涵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证实有罪之前，应被视为无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虽然吸收了该原则的精神，但这一保守的规定同时也印证了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的理念仍不能为多数司法工作者所接受，这也正是在侦查阶段刑讯逼供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无罪推定原则是建立在保障被追诉者的人权基础上的，对于遏制刑讯逼供意义重大：1、从根本上保障了被追诉者的人权。作为一种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深置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心中，时刻注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杜绝违法行为的发生。2、明确了举证责任，强化了证据观念。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推定，可以被推翻，但应由控方负举证责任。要想推翻无罪的假定，控方必须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而不是逼取嫌疑人的供述。3、强调了法定程序的重要性，即通过法定程序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如在刑事诉讼中应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辩护权，并保证其享有依法公开审判的权利。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准则的重要内容。我国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庚）项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有罪。”这一特权实际上涵盖了三项权利：一是反对强迫供述的权利；二是沉默权及其被告知的权利；三是自愿供述的权利。三者有机组成了该项特权。
　　确立该特权的依据主要在于：1、哲学根据。人之所以为人是基于人的意志自由，正是意志自由使得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既使涉嫌犯罪，人的意志自由也不得随意被干涉。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的主体，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供述以及供述的内容，有权反对来自诉讼中任何一方的任何形式的强迫。2、道德根据。即人没有违背自己的义务，即“让一个人充当自己的掘墓人是错误的”。 3、法律根据。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既包括言论内容的自由，也包括是否发表言论的自由。应当说，包括沉默权及自愿供述权在内的这一特权是符合宪法规定的。4、正当程序根据。该特权赋予被追诉方与追诉方相抗衡的能力，有助于维护控辩均衡，实现程序公正。
　　（三）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时的在场权
　　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有无在场权，两大法系的规定差异较大。英美法系从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赋予律师侦查阶段讯问嫌疑人时的在场权，并给予较充分的程序保障。大陆法系出于查明案情的考虑，一些国家没有赋予律师在场权，如德国、法国、日本等。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进行法律帮助，但对于“在场权”这一最为关键的权利却没有规定，这显然是顾及到目前侦查机关的办案能力和对律师介入的心理承受力。勿庸置疑，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发生的有效手段。与律师的其他权利相比较，它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有着无可比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场权可由犯罪嫌疑人、律师主张，由侦查机关予以保障。律师对侦查人员讯问时发生的违法行为可当场提出意见，对不予改正的有权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
　　二、权力制衡：侦查权的有效控制
　　（一）引进司法审查机制
　　司法审查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程序法治原则，其核心理念是充分发挥法院的司法能动作用，对国家强制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不受国家强制权的违法侵害。在刑事诉讼中该原则要求，未经法院授权及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搜查、扣押、窃听等强制性侦查措施。
　　目前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大量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追其诉讼体制上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在审前程序中只存在着追诉方单方权力的运用，只有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赤裸裸的追诉关系，缺乏一个超然的、中立的司法机构对追诉方的活动进行合法性审查，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缺乏切实保障，使得侦查权的运用失去了必要的司法控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防止侦控方权力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在我国确有必要建立审前的司法审查制度，将中立的司法机构提前引入侦查程序，以司法权控制侦查权，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异质监督。一方面，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批准及适用应由中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打破目前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采取均由警检机关垄断的局面，防止侦控权的过度膨胀。同时，应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通过专门的听证程序增大取保候审的比例，尽量减少无必要的羁押。羁押减少了，刑讯逼供就失去了赖以发生的环境。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就不公正的羁押申请事后的司法救济。如对没有证据进行逮捕的或在羁押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均可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一经查实即应撤销先前不正当的羁押性强制措施。
　（二）确立侦查与羁押的实质分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自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内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羁押管理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领导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打击犯罪目标的一致性、共同利益的驱动性使得侦查与羁押内部制约关系名存实亡，出于收集证据、尽快攻破犯罪的需要，侦查人员通常长时间地将犯罪嫌疑人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刑讯逼供由此发生。
　　笔者建议将负责羁押管理的看守所从公安系统中分离出来，改由司法行政机构管辖，实现看守所的中立。这样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负责证据的收集、事实的查明，而看守所专司羁押管理，以中立、超然的立场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对侦查权发挥有效的外部制约作用。为此应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明确看守所的中立地位，将保障被羁押人员的权利明确作为看守所的一项重要职能，并设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三、程序完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的规范化
　　1.明确讯问的证据条件。关于侦查讯问开始的条件，特别是证据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只要已经立案，讯问犯罪嫌疑人即为合法，讯问的随意性较大，助长了“口供中心主义”。对此，笔者认为，讯问的证据条件应当是侦查人员有合理根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如被害人或者在现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或在其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等等。这一标准低于逮捕的证据条件，是侦查讯问的最低标准。
　　2.完善权利告知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的必经程序，为确保诉讼的公正性，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履行告知义务，以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需要告知的权利主要包括：（1）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对沉默权也应明确告知。（2）自行辩护权。（3）获得律师帮助权。（4）司法审查与司法救济权。具体告知内容应制成“权利卡片”，以求统一、高效。
　　3.对讯问的时间、地点进行限制。我国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禁止夜间讯问及其例外情况；规定在押嫌疑人一次讯问的最长时间，两次讯问间隔的最短时间及对未成年人、怀孕妇女的特殊规定；讯问应在指定的羁押场所进行，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除外。同时，应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法律后果予以规定。
　　4.充分运用录音、录像记录讯问过程。运用录音、录像资料记录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 这一举措在国外（如英国）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近年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开始运用，以防止或及时发现刑讯逼供行为。为保证录音、录像的客观性，应将侦讯人员与视听资料的制作、管理隔离开来。为此可采用固定讯问地点，自动摄录的方法；条件不具备的，可由专人摄录、专人负责保管。
　　四、结果规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求逼供的证据”。
　　我国刑诉法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效力，这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笔者建议作如下规定：对于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所获取的非法证据，诸如通过刑讯、非法搜查、非法扣押及侵犯嫌疑人的辩护权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将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非法证据彻底排除，就会从结果回溯源头，阻断刑讯逼供这一恶流。与此相适应，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两项规定：
　　1.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人身检查的权利 （验伤权）。参照国外立法例，人身检查既可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来规定，也可以作为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在发生刑讯逼供的情况下，由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主张。这对于及时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十分必要，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2.非法证据可采性问题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由被控方（侦控方）证明刑讯逼供行为不存在，如不能尽到举证责任，则认定刑讯逼供存在，非法取得的供述即被排除。这是因为：首先，被控方有举证的必要性。这是由其司法工作人员的性质决定的，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就取证的合法性发生争议时，侦控方有责任举证说明当时的情况。其次，被控方有举证的可能性。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以及取证的便利程度来讲，侦控方举证要比控告方容易得多。特别是在前文提到的同步录像监控制度下，由侦控方举证要容易、快捷得多，符合公平、高效的要求。最后，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在法庭上当被告人提出供述违背其自愿性时，警察均负有说明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