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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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件管辖争议问题的复函
1990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法院〔1990〕浙法经字17号请示报告和江苏省高级法院苏法诉〔1990〕经管8号请示均已收悉。关于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与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供应站”）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权争议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1989年2月17日，轮运公司与供应站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同年3月1日，轮运公司又与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与供应站实为一个单位，现已撤销）签订购销5万吨烟煤合同一份。两份合同均规定：“交货地点及运费，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供方负责。”合同约定的运输方式是送货制，交货地点是杭州市，杭州市应为合同履行地。两份合同均未明确签订地。且，合同标的物尚在杭州市，为便于案件的审理和案件审结后的执行，依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级法院管辖。并请你们两院分别通知萧山市法院和邳县法院将本院的有关材料及萧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费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级法院。鉴于供应站先行起诉，对轮运公司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由邳县法院直接退还该公司。
此复
附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诉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纠纷案管辖问题的报告 〔1990〕浙法经字17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我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购销烟煤合同质量纠纷一案，我省萧山市人民法院与江苏省邳县人民法院就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仍解决不了，特依法报请你院指定管辖。
1989年2月，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以下简称供应站）和萧山市城北区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与供应站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在江苏省邳县草拟了购销烟煤各5万吨的合同两份。服务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后，由萧山方经办人沈金梅于2月27日带回萧山。3月1日，经工业公司和供应站的法定代表人审阅后，盖上了公章和合同专用章。上述两份合同均规定杭州萧山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费由服务公司负责。3月9日，沈金梅随带上述两份合同和25万元汇票赴邳县发煤。3月，服务公司发烟煤848吨，双方对烟煤质量无争议，萧山方也付清货款。5月，服务公司发烟煤780吨，经萧山方化验，烟煤质量没有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为此，双方当事人多次在萧山、杭州协商，最后达成煤由萧山方联系销售，按实际销价结算的协议，但因销路无法落实，萧山方再次电告服务公司派员协商处理，服务公司不予理睬。1990年2月14日，供应站向萧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萧山市法院于2月15日向供应站发出补充材料通知书，并建议当事人再协商一次。3月7日至8日，双方当事人再次在萧山协商烟煤处理问题。由于未达成一致意见，萧山市人民法院于3月10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县法院向服务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服务公司则于3月3日向邳县法院起诉，邳县法院当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应站答辩。3月12日，萧山法院接到了邳县法院委托送达的起诉状副本。供应站拒收并提出管辖异议。
3月31日，邳县法院派人到萧山市法院协商该案管辖权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5月16日参加第二次华东地区经济审判研讨、协作会议预备会的江苏、浙江两省高级法院经济庭领导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协商解决该案的管辖争议问题，双方没有统一认识。6月6日本院经济庭与江苏高院经济庭电话协商，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批复的规定，该案邳县人民法院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两份合同均没有规定合同签订地，对合同的最后盖章地双方当事人各执己见。邳县法院认定最后盖章地在邳县的两份证词并不可靠。所以该案应以履行地确定管辖较妥，而两份合同对履行地均明确规定在萧山市。况且，双方争议的标的物在杭州及萧山市，该批标的物需要质量鉴定及处理，由萧山市法院审理较方便。所以，该案应由萧山市人民法院管辖。
特此报告，请予批复。
1990年6月4日
附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与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争议的请示 苏法诉〔1990〕经管8号
最高人民法院：
1990年6月12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0）经请字第3号请示报告。现将关于江苏省徐州市轮船运输服务公司（下称轮运公司）诉浙江省萧山市物资局城北区供应站（下称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货款纠纷一案管辖权争议情况报告如下：
1989年2月17日，城北供应站沈金梅带着合同章与中间介绍人马福兰（原杭州市西湖计划经济委员会干部，现病退）和陆涛（余杭超山包装品厂职工）一起来到邳县，住在邳县陇海饭店，与轮运公司签订了一份购销5万吨煤炭的合同，合同规定煤炭单价每吨220元，交货数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货，从3月开始每月5千吨”交货方法是“杭州杜子桥码头船板交货，邳县至杭州水运由供方负责”。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同年3月28日，城北供应站为了能从另一开户银行贷取煤款，沈金梅、马福兰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纸来到邳县，以城北区工业公司的名义（城北区工业公司与城北供应站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轮运公司签订一份假合同，其内容除价格变为每吨226元外，其余与2月17日合同一致。因该合同是双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轮运公司没有留存。签订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马福兰两人于2月28日离开邳县去到河南商丘约三、四天。同年3月13日，双方在邳县签订了一份合同附件，规定了具体履行合同的细则，说明：“本合同签订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无法执行，又因需方货款迟到，现本地市场煤价普遍上浮10元，需方应在原定合同价基础上每吨增价6元。”后因煤质问题，双方又于同年5月24日及10月25日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并在10月25日的协议中声明，双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发票、证人证言等证明材料为证。
1990年3月3日，邳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轮运公司诉城北供应站购销合同纠纷一案，并于当日下午以挂号信形式委托萧山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应诉手续，经查询，该邮件于3月11日为该院妥收，但却迟迟未将送达回证退回。3月28日，邳县法院得悉萧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诉讼主体立案，遂于3月29日去杭州、萧山协商管辖权问题，未果。萧山法院称于3月10日受理了此案。
经我院研究认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2月17日合同（3月1日所说合同相同）签订地是邳县，而非萧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规定在杭州市杜子桥码头，属杭州市拱墅区，亦非萧山市。根据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邳县法院和拱墅区法院对此案都有管辖权，鉴于邳县法院已于1990年3月3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区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萧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5月24日、10月25日两份协议的签订地在杭州市内来确定该“购销合同纠纷”一案中的合同签订地，萧山市法院并据此行使管辖权，显然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1月25日法经函（1989）80号批复的精神。
综上所述，该案应由邳县法院审理为宜。
以上意见当否，请指示。
1990年6月21日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临时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临时救助暂行办法的通知
市政发〔2007〕116号 2007年8月27日
《西安市临时救助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4届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西安市临时救助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规范临时救助工作，构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临时救助，是指本市常住人口的低收入家庭因突发性事件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困难，政府为其提供的临时性救助措施。
第三条 临时救助制度实行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制。
民政部门负责临时救助的组织实施工作；财政部门负责编制年度临时救助资金预决算和资金使用监管工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与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临时救助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临时救助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二）公开、公平、公正；
（三）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五条 临时救助资金来源:
（一）区、县财政预算安排的临时救助资金；
（二）市财政根据各区、县临时救助情况和财政状况安排的救助资金；
（三）社会慈善机构、其他社会机构和个人对临时救助工作提供的捐赠和资助。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一）因患急重病经医保核销、医疗救助、社会捐助后，仍难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
（二）因自然灾害、火灾、意外伤害等事故导致家庭生活临时困难的；
（三）其他特殊情况造成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
第七条 临时救助金额根据救助对象家庭生活困难程度综合确定，一般困难的救助500—1000元；特别困难的救助1000—3000元。
符合救助条件的家庭，原则上每年只享受一次临时救助，全年救助一般不超过3000元，特殊情况经区、县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县政府审定。
第八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应当向户籍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材料，填写《西安市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
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核实后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符合救助条件的，应当对申请人进行公示，对公示期满无投诉或投诉举报不实的，报区、县民政部门审批。
第九条 经批准获取救助的申请人，凭本人身份证到区、县民政部门领取救助金，居住较远或行动不便的救助对象也可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代为发放。
第十条 临时救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民政部门每季度末向财政部门核报本季度临时救助汇总情况和下一季度临时救助用款计划。
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应加强对临时救助工作的管理，完善审批程序，严格审核，健全档案、账目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应加强对临时救助资金的审计和监督。
第十三条 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并追回冒领的救助款。
第十四条 临时救助工作人员在临时救助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3年3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4月4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一三年四月二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1次会议、2013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
为依法惩治盗窃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在跨地区运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盗窃地点无法查证的，盗窃数额是否达到“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应当根据受理案件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定的有关数额标准认定。
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第二条 盗窃公私财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照前条规定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确定:
(一)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一年内曾因盗窃受过行政处罚的;
(三)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的;(四)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的;
(五)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六)在医院盗窃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的;
(七)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八)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三条 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
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盗窃的，应当认定为“携带凶器盗窃”。
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
第四条 盗窃的数额，按照下列方法认定:
(一)被盗财物有有效价格证明的，根据有效价格证明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者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盗窃数额明显不合理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
(二)盗窃外币的，按照盗窃时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对该货币的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未公布汇率中间价的外币，按照盗窃时境内银行人民币对该货币的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或者该货币在境内银行、国际外汇市场对美元汇率，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进行套算;
(三)盗窃电力、燃气、自来水等财物，盗窃数量能够查实的，按照查实的数量计算盗窃数额;盗窃数量无法查实的，以盗窃前六个月月均正常用量减去盗窃后计量仪表显示的月均用量推算盗窃数额;盗窃前正常使用不足六个月的，按照正常使用期间的月均用量减去盗窃后计量仪表显示的月均用量推算盗窃数额;
(四)明知是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按照合法用户为其支付的费用认定盗窃数额;无法直接确认的，以合法用户的电信设备、设施被盗接、复制后的月缴费额减去被盗接、复制前六个月的月均电话费推算盗窃数额;合法用户使用电信设备、设施不足六个月的，按照实际使用的月均电话费推算盗窃数额;
(五)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出售的，按照销赃数额认定盗窃数额。
盗窃行为给失主造成的损失大于盗窃数额的，损失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第五条 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按照下列方法认定盗窃数额:
(一)盗窃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应当按票面数额和盗窃时应得的孳息、奖金或者奖品等可得收益一并计算盗窃数额;
(二)盗窃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已经兑现的，按照兑现部分的财物价值计算盗窃数额;没有兑现，但失主无法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损失的，按照给失主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盗窃数额。
第六条 盗窃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八项规定情形之一，或者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五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七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必要时，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三)被害人谅解的;
(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八条 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
第九条 盗窃国有馆藏一般文物、三级文物、二级以上文物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盗窃多件不同等级国有馆藏文物的，三件同级文物可以视为一件高一级文物。
盗窃民间收藏的文物的，根据本解释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认定盗窃数额。
第十条 偷开他人机动车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偷开机动车，导致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二)为盗窃其他财物，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被盗车辆的价值计入盗窃数额;
(三)为实施其他犯罪，偷开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使用后非法占有车辆，或者将车辆遗弃导致丢失的，以盗窃罪和其他犯罪数罪并罚;将车辆送回未造成丢失的，按照其所实施的其他犯罪从重处罚。
第十一条 盗窃公私财物并造成财物损毁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采用破坏性手段盗窃公私财物，造成其他财物损毁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盗窃罪和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
(二)实施盗窃犯罪后，为掩盖罪行或者报复等，故意毁坏其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和构成的其他犯罪数罪并罚;
(三)盗窃行为未构成犯罪，但损毁财物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盗窃未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二)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三)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盗窃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盗窃罪既遂处罚。
第十三条 单位组织、指使盗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本解释有关规定的，以盗窃罪追究组织者、指使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因犯盗窃罪，依法判处罚金刑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盗窃数额的二倍以下判处罚金;没有盗窃数额或者盗窃数额无法计算的，应当在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判处罚金。
第十五条 本解释发布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同时废止;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