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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范围

北京市薪评律师事务所 叶星林


旧兼从轻原则是一个刑法适用原则，指除了对非犯罪化（除罪化）、弱化惩罚或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即往的效力。它是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中从旧原则的发展。如美国1987年颁布的宪法第9条第3款规定“不得通过溯及即往的法律”，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著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犯罪行为前已制定，公布和合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 以及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或不行为，在其发生时依照国家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犯罪者，不得椐以认为犯有刑事罪，所加之刑罚也不得重于犯罪时适用的规定。如果在犯罪之后依法规定应处较轻的刑罚，犯罪者应予减刑。”这些规定的基本出发点是限制国家刑法权的滥用，保障人权。
从旧原则理论依据是两点，一是公民有从事法律未禁止的行为的自由。如果公民在实施法律未被禁止的行为之后，国家又制定法律把这些行为宣布成为应受刑罚的违法行为，并根据此对它惩罚，就意味着惩罚公民自由权的行使，惩罚无辜。从这点来说，用事后法进行惩罚是不公正的，非正义的，侵犯人权的。二是在涉及公法领域，公民相对于拥有的立法权、司法〈执法〉权的强大国家来说是弱势的一方，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不受国家立法和司法的肆意侵害，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进行限制，防止国家权利的滥用，以保障人权。
而从轻原则是在从旧原始基础上的发展，出发点是进一步的保护人权，正确的理解并实现法律工具的功能。首先，法律是国家对一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评价工具。任何一种评价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评判标准做出的，而社会关系总在不断的变化，评价也随之而变。法律评价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其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原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后来认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原来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后来认为它的危害性不大了，反之矣然。在法律上表现就是国家对法律的修改，而这种修改正是对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既定判断的确认。其次，法律体现为对依照其标准确定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罚。惩罚的原则是惩罚与社会危害性的相适应。但这种适应以不加重行为人的责任为限制，即如果修改后的法律对一个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做出了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评价，并相应的取消对这种行为的惩罚或做出较轻的惩罚的规定时，应适用新的法律对这种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相应的调整惩罚。
从上可以看出从旧兼从轻原则强调的是对人权的保障，它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和有利于行为人的法律适用得以实现。我认为在国家运用惩戒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整个公法领域，从旧兼从轻原则都应得以适用，既包括刑法适用，也应包括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法适用。既包括利用刑法或行政法对一个行为进行评价并基此作出处理决定，也包括生效的处理决定的执行。笔者谈谈从旧兼从轻原则在刑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适用。
在刑法方面 从旧兼从轻原则已作为一条最基本的刑法适用原则在审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但对案件宣判后执行完毕前是否适用该原则存在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不予适用）。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只适用于案件的审理阶段，对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不适用，这样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适用于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如果新的法律认为依据判决时的法律认为犯罪的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即非罪行为），就应当停止执行原判决确定的刑罚。如果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规定的处罚较轻，就应当按新的法律对原罪行进行重新评价（审理），调整惩罚程度和执行期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从旧兼从轻原则除了适用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外，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阶段也应予以适用。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既定判决的权威来排斥从旧兼从轻原则在生效判决后执行阶段的适用是不符合法理的。维护法律的严肃既包括维护旧法的严肃性，也包括维护新法的严肃性，而更主要的是维护现行法律的严肃性。如果为了维护旧法的严肃性而置新法对行为的评价于不顾，那么新法的严肃性又如何维护？对规定处罚较轻的新法适用的基础是什么？（对新法规定处罚较旧法更重时的适用排斥，并非体现对旧法严肃性的维护，而正好相反，体现的是对新法评价和处罚规定的尊重。）所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不应成为理由。同样，维护生效判决的权威也不应成为其理由。生效判决只是一种形式，而它所反应的实质是法律对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危害性大小的评价，以及依此评价对它进行的惩罚。行使惩罚的前提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认为一个行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那么对它的惩罚就失去了合法的基础，继续惩罚是不合理的，应当停止执行。通俗的说，是对一个现在认为合法的行为（行为时的法律认为该行为违法）给予法律惩处一样，本身是矛盾的，违背评价与惩罚相对应的原则的。另外，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和公民对法律合理期待权的要求。首先，法律是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抽象和概括，要求一定的稳定性，而社会总在不断的发展，由此产生法律相对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在法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时，就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但从法律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到修改，从修改到生效总存在一个时间差。这里的期待权是指在该时间差中，公民有理由相信法律会进行修改，并按法律的修改进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活动的权利。例如禁止某种行为并对该行为进行惩罚的某法律于某年3月1日被修改，修改后取消了对该行为的禁止性评价，而修正案要到10月1日生效。那么在3月1日到10月10日对该行为是绝对禁止还是相对禁止，我认为在此期间应允许公民有期待权，他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从事该行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到9月30日，10月1后就不具有惩罚性了。否则，法律的评价和处罚就相违背了。其次，对生效判决在执行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法律平等适用的要求。对一个行为进行惩罚的依据是生效和现行有效的法律，在新法对一个旧法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需要予以惩罚的行为作出无危害性不规定惩罚的评价时，对该种行为在新法生效前和生效后进行处理就会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如前例，张某和李某于3月份实施了违反旧法的同一行为，按旧法应处3年徒刑，而新法该行为不构成犯罪，如9月10日对张某作出生效判决，判有期徒刑3年，而10月4日对李某进行审理，按从旧兼从轻原则，不构成犯罪。如果说生效判决的执行阶段不适用，张某得服刑3年，李某无须受任何处罚，显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
在行政法方面　在确定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以及因此给予相应的惩处时，同样应受到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限制。对此在理论上的理由和该原则在刑法适用上的理由是一致的，即对行为进行评价和惩处的法律修改了，就应当以修改后的法律对行为进行评价或惩处，除非这种评价或惩处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在立法上，也体现了对从旧兼从轻这一适用原则，《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此“规范性文件”指的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而不应该是相对人行为时有效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领域该原则同样是适用的。那么，从旧兼从轻原则对一个已经作出但没有执行完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用问题，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和前面在刑法适用上的论述也是一样的，在此不予重复。
法律通过评价和惩处功能实现立法目的，在强调法律的保护功能时也要注重法律的保障功能。在国家与公法相对人之间，新法对一个行为作出非违法性评价或弱化惩罚的规定时，我们就应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适用新法对没有惩罚完毕的行为重新进行评价并按评价的结论作出相应的处理，以保障人权，实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千万要把好社区矫正接收关

作者：木六子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新生的事物。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的趋势。

笔者最近对某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调研。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该地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各界的支持和关心下，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试点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为在全省全面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试点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接收环节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了非矫正对象被矫正的情况。尽管这相对于成绩来说，只是白璧微瑕，但是如不得到充分的重视，势必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不利于今后工作的深入开展。

案例一：甲，男，1971年生，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自1998年X月X日至2001年X月X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4年。笔者翻阅其档案发现，各种材料间有许多矛盾之处。（1）没有任何法律文书表明甲被减刑或假释。13年的刑期一天未减，这在执行机关是罕见的。（2）其子1998年生。（3）公安局谈话笔录中记载：17岁至26岁在某监狱服刑。（4）甲本人填写的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记载：1998年X月至2001年X月在某监狱服刑。为此，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核实有关情况，方知甲在1996年被假释。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对甲宣布矫正时，曾询问过登记情况是否属实，得到的是相当肯定的答复。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生乙活常识，如果甲在2001年才被释放，那么何来的那么大的儿子？笔者就是从这一点上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如果甲所述属实，那么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应从被假释之日起计算，甲的附加刑在2000年就期满了。

案例二：乙，男，1970年生，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期自1989年X月X日至2004年X月X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2年10月和1995年9月分别被减刑一年六个月，1995年5月假释。今年初也被列为被矫正对象。乙的法律文书齐全，为什么还出现问题呢？原来，监狱在释放证明上记载：“剥夺政治权利伍年（自2001年X月X日至2006年X月X日）”。这显然不符合刑法关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计算方法的规定。事实上，乙的附加刑到2000年5月就到期了，同样也不能列为被矫正对象。

出现以上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为一点，就是接收环节的把关不严。前者，法律文书不全，不仅无假释裁定书，甚至连释放证明也没有，且材料间相互矛盾。后者，轻信监狱机关的文书，错误延长了附加刑，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些都说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丝毫马虎不得。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接收环节特别是在司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交接的过程中，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做必要的业务培训，尤其是法律知识的培训。据了解，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中许多人不具备法律教育背景，有的甚至是法律的门外汉。在笔者接触的基层司法人员中，有的个别同志连“假释”也不知什么意思。这样的法律素养怎能做好社区矫正的接收工作？社区矫正工作接收环节绝不是简单地把人从公安、监狱或者法院接过来就行，要做好文书的审核，对那些文书不全或者前后矛盾的，坚决不予以接收。

二、社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案例一中甲的儿子已经上小学了，怎么会2001年才释放？案例二中乙曾经反复声明，自己回来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罪犯？想不通。实际上，情理法有时是一致的。乙的感觉是对的.出来快10年了，为什么没完没了？这时我们就要想一下，是不是我们执法上出了差错。

三、公安、监狱、法院等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的接收环节也要细致谨慎。公安机关在把矫正对象交给司法部门时，要做到文书齐全准确，各种材料相互印证；监狱机关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中，不可粗心大意；法院在交接时也要认真负责保证人档相符，材料齐备。

四、要做好对矫正对象的法律基本知识的教育。如果甲乙二人懂一点基本的法律，那么他们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成为社区矫正对象。这也说明了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律教育是何等重要。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律实务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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