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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商标抢注行为发挥鲶鱼效应

王瑜


商标“抢注”行为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话题，《中国贸易报》8月10日刊登记者朱文伟撰写的文章《“商标抢注”，形势恶化》，把商标抢注行为看得象热带风暴那么可怕，文章还提出要“多管齐下制止商标抢注”朱记者的观点其实是目前一种主流意见。就该话题北京电视台以及《中国消费报》先后采访了本人，本人却与主流意见有不同的看法。

商标抢注的形态

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我国“抢注”商标有那些形态：

1、将国内的商标拿去国外（含台、港、澳，下同）注册。这种行为其实很早就有，引起人们关注的是著名的“海信”商标被西门子的子公司在欧洲注册，西门子向海信要价4000万欧元（相当于4亿人民币），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海信最终以50万欧元赎回。最近又暴出深圳的博朗文公司将国内180多个知名商标在香港抢注。这个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香港毕竟是自家人，马上出台了相关规定，以后将内地知名商标到香港去注册变得相当的困难。

2、将国外的商标在国内注册。这种行为并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但是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据报道浙江永康的一位先生，将多个国外驰名的商标在国内申请注册了531个商标。将国外商标在中国注册其实和国外公司在国外抢注我国的商标一样的道理。

3、傍名牌。傍名牌，就是采用复制、翻译、模仿驰名商标的方式注册商标，如果是直接复制、翻译国外商标属于第二种形态。傍名牌最为典型的是将驰名商标做为后缀或前缀，例如××鳄鱼、华伦天奴××。国内的驰名商标也有被傍的，葡萄酒中的驰名商标“长城”就有无数的傍名牌者，各式各样的长城葡萄酒随处可见。

4、傍名人。就是用名人的姓名或其谐音字注册为商标，例如用“泻停封”（谢霆峰）作为止泻药的商标，用“本拉灯”（本·拉登）作为灯饰的商标等。傍名人发展到将小说、电视剧中的人物的名字注册为商标，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很多就被注册为商标。

5、傍热点。用重大事件和热点的名称注册为商标，比如“神五”上天后，“神五”马上被注册为商标，台风“麦娜”闹得动静很大，“麦娜”也被抢注。傍热点的“热点”也不断在翻新，比如将有名的电视栏目注册为商标等。

“抢注”的行为现在又有了新的动向，浙江温州的许某将国内高档酒店名称注册为商标，可以肯定的是“抢注”方式还会更多的新形态出现。

抢注行为的法律分析

从法律上分析抢注，我们首先要讨论什么是“抢注”，“抢注”，抢的是什么呢？我们分析以上五种抢注的法律形态，可以看出抢的是两样东西：一抢的是他人已经注册的商标或别人的名字（已享有的权利），二抢的一些热点词汇（还未享有的权利）。抢过来干吗呢？抢过来注册商标。“抢注”的“抢”还有抢先的意思，那么“抢注”商标其实就是将别人的商标或者一些热点名词抢先注册为商标的行为，抢先别人一步注册商标，这个行为是没有任何法律上问题的，抢注行为是否合法，主要看抢的是什么东西。

抢的是别人已经有的商标，主要体现在第一和第二两种形态中，商标是要受地域限制的，一般来讲在中国注册的商标，在美国没有注册就不受美国法律保护，反之国外的注册商标在中国没有注册同样不受中国法律保护。既然在一国注册的商标在其他国家不注册不受保护，那么这个商标在其他国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这种使用当然包括将这个商标注册为商标（当然，这里说的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这个商标是驰名商标或者这个商标是个图形或者还包含其他的权利在里面，这些情况除外），别人当然可以抢先在你之前去注册。这种抢注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如果涉嫌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情况，法律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救济途径，任何人都可以根据法律规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将别人的名字抢注为商标，这种行为法律一般都有禁止性规定，即使不小心获得注册，权利人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将该商标无效掉。

第二种抢的一些热点词汇，这些热点词汇包括热门事件、名著以及热播的电视剧、电影中人物名字，甚至是一些比较有人气的电视栏目的名称。这里我们来说说倍受关注的用中央台的栏目名称注册为商标的行为，中央台“非常六加一”，以及“中央一套”等很多栏目的名称被别人抢注为商标。为此很多人为中央台打抱不平，这些栏目的名称是中央台自己取的，经过中央台的努力使其成为一个有名的名称。但是我们想想中央台如果要阻止别人将这些名词注册为商标，法律依据是什么呢？唯一可以往上靠的是“著作权”，栏目的名称是否享有著作权呢？我国的法律目前还没有这么完善的保护。再说中央台是作为栏目名称使用，别人是作为商标使用，两者互相不构成冲突。有人说别人用这个栏目名抢注为商标，是因为这个栏目名称很有名。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有光芒，别人才会来找你照耀，我被你照耀，对你却没有影响，不过是借光而已，中央台完全没有必要为阻止别人借光而将自己的光芒想方设法封闭起来，仅供自我欣赏，那未免太小家子气。

王律师评曰

知识产权早被当成一种商务手段，国外公司将国内著名商标抢先到国外注册，一般注而不用，用微不足道的注册费轻易将我们的产品阻挡在国际市场之外。而国内企业将国内著名商标抢先到国外注册目的是想要国内企业支付一笔高的赎金，或者索要代理权等。我们既然无法阻拦国外企业的“抢注”行为，又凭什么对国内企业的抢注行为进行指责？商标抢注，更多的是体现抢先的意思。市场经济的法制精神是合法地赚取一切利润，只要在法律规定不违法的范围内，人们可以自由地从事一切活动，尽管这些活动与民众普遍的道德观念有很大的冲突。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是自由的，竞争的结果自然是快鱼吃慢鱼，思想意识落后、行动迟缓，其商机当然要被别人抢占。与主流看法相反我觉得对这种行为还值得赞赏，在我国的企业商标意识淡漠，70%的企业没有注册商标的背景下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熟悉《商标法》的规则，从别人的蒙昧与迟钝中发现了商计，我们要夸这人有头脑，为什么要去制止，又凭什么去制止他们呢？

鲶鱼喜食沙丁鱼，人们在运输沙丁鱼的时候偏偏要放进几条鲶鱼，在鲶鱼的进攻下，沙丁鱼当然会被吃掉一些，但是沙丁鱼在为生存的奔突中成活率反而大大提高了。那么就让这些“抢注”商标者成为鲶鱼，让他们发挥鲶鱼效应，搅动我国企业混沌的商标意识。当然会有企业为此付出代价，但是在国际化进程中，我们的企业会避免更大的损失。

作者：王瑜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信箱：lawyerwy@263.net，个人网站：http://www.rjls.cn。

关于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几点思考

北京市通州区司法局永乐店司法所 王 晨


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都对法律援助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为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及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正式成立；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３８５号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正式生效施行。据统计，至2003年底，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多万件，解答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有近97万人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人们投入法律援助事业，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增添了人性化的关怀与温暖，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人权的良好形象。中国法律援助事业呈现出良性的发展态势，前景十分美好。
作为一名基层法律工作者，笔者学习了法律援助的相关知识，也曾经办理过法律援助案件，在平时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产生了在农村进行法律援助工作的一些看法和认识，以下笔者将结合农村的现实状况对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义、问题、对策进行论述，与大家一同交流。
一、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比较贫困的群众和一些特殊社会群体，所以笔者认为法律援助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援助对象的重点要针对农民，原因有以下三点：
1、农村的贫困人口多。
我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通过查看数据可以得知，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人均收入都是比较低的，经济的落后使得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从而导致农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道德素质不高。以笔者工作的永乐店镇为例，永乐店镇地处北京市最东南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截止到现在全镇常驻人口30000余人，拥有农村低保户781人，人均年纯收入不到7000元，大多数农民都过着穷苦日子。有很大一部分前来咨询的农民都不愿意诉讼解决，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其中因为怕伤和气的占30%，认为打官司很没面子的占6%，而有64%的人是由于家里穷不愿意再额外拿出一笔钱去打官司。随着物价的上涨以及诉讼成本的提高，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2、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案件多。
由于历史习惯、观念意识、经济发展等诸多原因的影响，发生在农村或农民身上的案件有许多属于法律援助案件的范围。比如，在农村，每个家庭普遍都有两个孩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五、六个，孩子多导致家庭贫困，孩子长大成家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或因为贫困、子女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对老人的赡养问题。笔者在2004年承办的一个索要赡养费的法律援助案件就是因为老人的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其中大儿子同意赡养，但前提是二儿子也必须承担赡养义务，否则他也不赡养老人；二儿子则因为贫穷拒绝赡养老人。最终老人一气之下将两个儿子告上了法庭，用法律武器维护了自身的权益。在农村像这种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的案件为数不少。另外，现在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条件恶劣及安全措施不当导致农民工因工受伤的情况层出不穷，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是无助的，这时候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3、在农村加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产生法律宣传的效应，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在农村接受法制宣传的机会要比城市低得多，相当多的农民对法律知之甚少，对诉讼敬而远之。而农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村与村之间联系很多，李家出了什么事，过几天全村甚至外村都会听说。因此笔者认为切实地为农民办几件实事比单纯进行法制宣传的效果要好，因为当事人回去会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其他人在听的过程中不仅了解到一些法律法规知识，而且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再去向另外一些人讲述，这样在无形中就提高了农民对法律法规的认知程度。在农村开展法律援助工作，让广大农民多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可以扩大影响，消除一些农民认为法律遥不可及的偏见，改变农民对法律、诉讼的一些认识，提高农民知法、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减少因农民不懂法而吃亏上当的情况的发生。
二、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如今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存在偏颇，在城市宣传的较为广泛，法律援助中心也多设在城市里，而针对基层农村的宣传较少，因为农村生活比较贫困，真的广泛宣传恐怕会有相当多的农民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造成法律援助机构应接不暇。但这样就与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因为宣传的少，广大农民就不了解法律援助，不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对于整体素质不高的农民，一旦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他们不知道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又缺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那么只有凭感情用事，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亟待完善。
当前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一般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而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在农村，开具一份无收入或生活贫困证明非常容易，这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难以确保全部法律援助资源都切实用于帮助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受援人，加大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成本，降低了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效率。因此，如何进行严格且有效的审查是法律援助审批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法律援助除了免交律师费、代理费外，还应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这就涉及到法院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审批。而对于法院来说，法律援助案件一般仅限于或说多限于刑事辩护案件的法律援助，对于民商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要想减、缓、免交诉讼费，一般不太可能，得到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很小。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没有同意其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笔者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中也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索性赡养案件诉讼费只有50元，笔者先行垫付了，那诉讼费要是几百元甚至上千上万元呢？因此，法律服务费的减免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减、免费的律师服务后，往往由于得不到法院缓收和减免诉讼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落不到实处。
3、有限的法律援助资源与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间矛盾突出。
随着普法宣传的深入，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据笔者在永乐店镇的调查显示，《法治进行时》、《法制播报》、《今日说法》等法制栏目在农村拥有很高的收视率，农民寻求法律帮助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越来越广，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法律援助受到人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加上法律服务和运作成本在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法律援助资源不能适应正在急剧转型和变化的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2002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受到援助的低于18万件，受援率不足1/4。
三、解决对策。
1、加强宣传，让农民“知”法律援助。
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仅仅依靠在农民赶集时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已经远远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了。在当今这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有条件的农村要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在条件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途径，进一步加大对法律援助工作的宣传力度，让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使他们“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得以解决。
2、协调配合，让农民“用”法律援助。
仅仅“知”法律援助是不够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用”法律援助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首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要主动向当事人提出并积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其次，法律援助机构要严格审查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使应该得到援助的人得到应有的援助。最后，法律援助机构应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杜绝因无法交纳诉讼费而致使法律援助终止的情况发生，使农民能够顺利地“用”法律援助。
3、提高质量，让农民“信”法律援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质量尤为重要，法律援助工作也不例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要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不能因为农民懂得少、是弱势群体就敷衍了事，要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关注它，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能为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做出更加巨大的贡献。
4、加大投入，让农民“靠”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加大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笔者设想，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农村贫困地区以乡镇为单位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每个工作站配备2-3名公职律师，由法律援助机构每月为公职律师发放工资，公职律师负责本乡镇的法律援助工作，免费办理咨询、代书等非诉法律事务并承办本乡镇范围内的法律援助案件，这样就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利益，真正做到让农民“靠”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