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的通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财政部《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已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落实华侨私房政策是一项重要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对发扬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加强领导，作出规划，善始善终地完成这项任务。
处理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问题，主要是解决回来定居的一些人的住房问题。少数知名爱国人土回国定居可尽量安排原房居住，但不作为代管房发还。
关于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补充意见（1987年4月20日）
中央书记处、国务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快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1984〕44号）下发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为了继续做好这项工作，现提出以下补充意见：
一、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必须由产权人提出申请。产权人提出申请时交验的证件，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二、对属于应落实政策的土地改革中在农村和城镇没收、征收的华侨私房，如房屋不只一处或一处面积较大的，可酌情腾退一部分自住房给产权人。
三、进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华侨私房，系指私改时产权人已惧备华侨、侨眷（华侨在国内的配偶、子女、父母）、归侨、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私房。属于按照中办发〔1984〕44号文件有关政策规定，确系错改造的，应撤销改造。撤销改造后如何处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四、城市代管华侨私房，系指房屋代管时，产权人已具备华侨身份的私房。处理代管华侨私房时，对原自住房，如产权人确需回国居住，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视情况腾退；原自住房不只一处（包括在同一城市或不同城市）或一处面积较大的，经批准可腾退一处或其中一部分给产
权人居住。
凡属因国家特殊需要不便腾退原房或腾退原房确有困难的，经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可另行安排住房。
五、关于对我国四化建设及社会统一大业有较大贡献和在海外有重大影响的华侨，如本人确需自住，要求发还私改和代管的华侨私房，可按适当放宽的原则腾退一处原自住房或一处原以自住为主、建筑结构相连的私房。这部分私房的处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务办公室商房产主管
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六、产权人接受发还其自住房时，原住的公房应同时交还。
七、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应按中办发〔1984〕44号文件及本《补充意见》执行。《补充意见》对中办发〔1984〕44号文件的个条款作了明确规定的，以《补充意见》为准。各地规定与此不符的，要自行纠正。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和安排工作。
本补充意见和落实华侨私房政策工作，不公开宣传报道。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各部门执行。
附件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1950年11月6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地改革法）第二十四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土地改革中对于华侨土地财产之处理事项，本办法已有规定者，遵照本办法规定处理之；本办法未有规定者，遵照土地改革法及大行政区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规定处理之。
第三条 凡中国人民连续在国外侨居从事各种职业满1年以上者，本人及其家属（直系亲属）在国内的土地财产称之为华侨土地财产，在土地改革中得适用本办法处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土地财产不适用本办法：
甲、土地改革实施前已归国满3年以上者。
乙、香港澳门的中国居民。
丙、出国留学生。
丁、出国旅行、游历、考察的人员。
戊、政府派往国外的公务人员。
己、逃亡海外的战犯、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
第四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并出租大量土地（包括其交亲属托管的土地在内），构成兼地主成份者，其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依下列办法处理之：
甲、本人出国前，家庭原系地主者，其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财产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的规定处理。但除原由农民居住的房屋外，其他房屋不动。
乙、本人原系劳动人民，出国后上升为兼地主者，除其在农村中的土地按土地改革法第二条的规定处理，房屋按本甲项处理外，其他财产一律保留不动。
第五条 华侨工商业家属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按土地改革法第四条的规定处理。
第六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出租小量土地者，均按土地改革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如本人出国前原系劳动人民，其出租土地虽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其超过部分的出租土地，亦得酌情照顾，不予征收。
第七条 华侨及其家属在农村中占有大量土地，部分出租，部分自耕和雇人耕种，构成半地主式富农成份者，按土地改革法第六条关于半地主式富农的规定征收其出租土地。如只占有小量土地，部分自耕或雇人耕种，部分出租者，其出租部分虽超过自耕雇人耕种部分，仍应照本办法第
六条的规定处理，不应认为半地主式富农。
第八条 居住国内农村中的华侨家属、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者，一般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有经常的侨汇收入，且因缺乏劳动力而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者，可按具体情况少分或不分。
第九条 经证明确华侨革命烈土，其家属居住农村者，应同样享受土地改革法对烈土家属所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十条 华侨及其在国内农村中居住的家属之阶级成份，统一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划分之。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由有关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公布施行。华侨较多地区的省人民政府，得根据本办法拟订补充实施办法，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附件二：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3年4月14日）
国务院同意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希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
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3年2月23日）
国务院：
对华侨私有出租房屋，有些城市已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城市里，一般的都根据华侨的特点，在改造范围和留房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照顾，受到了华侨的拥护。但是也有的城市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改造没有规定起点；部分城市改造起点偏低；还有将
华侨在解放后和国外汇款购置或建筑的房屋以及经政府动员出租的房屋等等，纳入改造的。我国外侨胞一向有“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希望在国内保留必要的房屋，以便回国居住。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争取侨汇，特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解放前华侨在国内集资或独资经营的房地产公司（置业公司）的产业，一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般华侨出租房屋的改造起点，应比当地私房改造起点略为放宽。非住宅用房与住宅用房分不清的，按住宅用房处理。与自住房屋结构相连的出租房屋，数量超过改造起点不很多的；
经机关团体动员并通过我们安排而出租的；所收房屋租金用于公益事业的，一般不予改造。符合改造规定的房屋，在给业主保留自住房时，应当照顾到国内、国外人口，留给的自住房屋数量应当高于一般房主的居住水平。
（二）解放后华侨用侨汇购建的房屋，不论是住宅或非住宅，不论出租多少，也不论在城市或圩镇，一律不进行改造。
（三）各地如有不应改造而已经改造了的华侨房屋，应退还给为玉，明确业主的产权，由业主自行经营管理。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市人民委员研究执行。
附件三：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10月29日）
国务院同意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
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20日）
国务院：
关于1963年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是否适用于处理港澳同胞出租房屋的问题，我们曾分别电询广东、福建省和上海市的主管部门。现将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对港澳同胞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在掌握上有所不同。福建省厦门、福州两市，对港澳同胞以外汇购建的出租房屋与华侨同类的出租房屋一样处理，即不进行改造。广东省对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了改造，但对其中解放后由政府规划
或鼓励以外汇兴建的华侨新村中的房屋和在城市购建的住宅，则一律不进行改造。上海市对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了改造。
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港澳同胞，并且争取他们汇款兴建房屋，我们认为，对港澳同胞解放后以外汇购建的房屋，在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原则上应予适当照顾。但是考虑到广州、上海等地港澳同胞出租的房屋较多，而有些已经按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
了改造，因此，采取因地制宜，略加照顾的原则，比较合适。以免变动过大，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们意见：
一、对港澳同胞出租的解放前购建的房屋，应当按照对国内一般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进行改造。如果过去改造时留给房主的自住房太少，以致港澳同胞无法回乡定居，则应酌情退还供自住所需的房屋。
二、对港澳同胞出租的解放后用外汇购建的住宅和非住宅，应当按照1963年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对华侨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中第二项规定处理，即一律不进行改造；已经进行了改造的，应当退还给业主，明确业主的产
权，由业主自行经营管理。
以上意见，如属可行，请批转有关地区研究执行。
1987年5月23日
刍议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
朱晓东
[摘要]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笔者认为，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救济程序比实体制度更为重要，完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应对我国解决消费纠纷的仲裁途径和诉讼途径加以改革和完善，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的仲裁和诉讼制度。
[关键词]消费纠纷 仲裁 诉讼 完善
近年来，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越来越重视，相继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但在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仍屡禁不止，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每次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总令人触目惊心。究其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使消费者不敢或不愿诉诸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纵容了不法厂商。笔者认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救济程序比实体制度更为重要，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重点应放在为消费者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权利救济途径上,完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
一、我国现行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
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与经营者发生的消费权益争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五种消费纠纷解决制度，即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了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这是指消费者或其委托的代理人与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有关的争议进行协商，最终达成解决纠纷的方案。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主要指在发生消费纠纷后，由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提出请求，在经营者同意的情况下，消费者协会作为第三方，就有关的争议依法进行协调，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方式。
（三）向有关的行政部门申诉。即消费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技术监督机关及各有关行政部门进行申诉。行政部门受理后，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消费纠纷进行调解或依法处理。
（四）根据仲裁协议提请仲裁。这需要消费者和经营者在纠纷发生前或发生后达成仲裁协议，然后依照《仲裁法》向有关仲裁机关提请仲裁，由仲裁机关作出裁决以解决纠纷。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纠纷后，由消费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裁判，以解决消费纠纷的一种方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这五种纠纷解决途径，其约束力度和效力是依次增强的，但关系是并列的，可以由消费者作出选择。在《消法》颁布之后，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消费者寻求法律保护的两种主要途径。
二、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缺陷
据了解，我国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只有不到1%的人会去投诉和索赔，而这1%中，只有很少的消费者能坚持下去。这说明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不能发挥“保护”消费者的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在制定《消法》时把重点放在了实体法的创制上，忽视了对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创制。应当说我国《消法》规定的消费者九大权利，参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消费者准则》的六项权利和国际消费者联盟提出的八项权利，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在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上，即对通过什么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的落实上，却规定的非常简单。《消法》只用了一个条文作了最原则的规定，并且该规定只是简单的重复所有纠纷的解决途径，即和解、调解、仲裁、诉讼，没有体现消费纠纷的特点。在制度创制上的这种缺陷，造成了从实体法上对消费者保护很充分而在实践中却无法落实的局面。因此，就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言，与其说是一部权益保护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有关消费者权益的宣言。
其次，非诉讼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依照《消法》规定，消费者在发生纠纷后可以选择四种非诉讼途径，即和解、调解、申诉、仲裁。但事实上，在市场比较混乱、信用缺失问题突出、政府管理滞后的转轨时期,经营者自律性较差,消费者和经营者利益严重对立，和解往往难以成功。消费者协会属于私人团体，不具有强制经营者进入调解过程的权力和对调解结果执行的权力，其调解效力低。虽然在《消法》颁布后，这一途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尚须完善。而仲裁制度要求双方合意，在不能与经营者达成仲裁协议时，这一途径如同虚设。行政机关虽然具有公权力，但因为不是解决权利纠纷的机关，《消法》也没有赋予对消费纠纷进行行政裁决的权力，其处理缺乏法律依据,难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加入WTO后更是如此。因此，我国虽然规定了四种非诉讼消费纠纷解决制度，但真正可供消费者选择的途径并不多。
最后，诉讼程序解决消费纠纷效率低，成本高，很难给消费者带来效益。诉讼解决消费纠纷曾被有些人视为最完善的消费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权威性、公正性、终局性等优点。但是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形式上是平等的，而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力量是不均衡、不对称的。因此经营者、生产者就可能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实力和获取信息上的优势，使得消费者要么无力“奉陪”到底而忍气吞声退出诉讼，要么硬着头皮支撑到底，最后只落得个“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结局。当然，这并不是说诉讼在解决消费纠纷上一无是处，而是说鉴于消费纠纷中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劣势的特点，需要程序上的特别关照,以使其真正享有平等对待的权利,以解决目前这种消费者在权益受到损害时忍气吞声、不了了之的现状。
三、消费纠纷的特点
完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必须要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与一般的民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具有不同的特点。
首先，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交易过程中还是在对纠纷处理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第二，消费纠纷相对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受到的侵害，如果单纯以金钱衡量，往往不是一个较大的数额。如果因此发生纠纷并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会使消费者得不偿失。
第三，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对消费者的侵害往往不仅导致消费者经济损失，还伴随着人身伤害和精神创伤。
第四，消费纠纷中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不仅违反民事法律，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对行政法规的直接危害。
在完善消费纠纷解决制度时必须考虑这些特点。
三、完善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建议
对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所需要的纠纷解决制度必然是能使他们权益得到真正保护，并且他们有能力、有必要为此支付费用的制度。按经济学原理，如果消费者花费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其权益就得到完整的保护，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益的，消费者权益就得到了最优化的保护。所以，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价值取向应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使消费者在纠纷的解决中能摆脱自己的劣势地位，真正获得平等对待。另外，因为实践中解决消费者纠纷的方式很多，各国的立法例也不尽一致，因而我们既不能把有限的法律资源平等的配置到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上，也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制度照搬到我国。只能参考国外法律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仲裁和诉讼制度加以完善，使之成为适应解决消费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改革现有的仲裁和消费者协会调解制度，建立适应消费纠纷的仲裁制度。最早尝试消费纠纷仲裁制度的是美国，1968年美国仲裁协会（Better Business Bureau）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赞助，设立了“全国解决纠纷中心”，该中心确立了消费纠纷仲裁制度，并开始在全美国范围内进行运作。之后，荷兰，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都设立了相应的消费纠纷仲裁机制。由于这种制度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效力强,方便快捷的特点,一经推行即成为消费者和经营者解决消费纠纷的首选途径.当前，我国某些城市也开始了消费纠纷仲裁的尝试，如自2000年湖州消费者协会成立消费争议仲裁中心以来，我国已经在河北、浙江、辽宁、山东、河南等地，设立了以消费者协会为依托的仲裁委员会分支机构，专门处理消费纠纷。但是，消费纠纷仲裁机制的尝试尚依托于《仲裁法》的仲裁制度，没有体现消费纠纷的特点,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作法，建立一种适合消费纠纷的仲裁制度。在建立消费纠纷仲裁制度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能把消费纠纷仲裁完全纳入到仲裁法的仲裁制度中去，因为制定仲裁法时所考虑的是“商事仲裁”，与国际通行的商事仲裁接轨，而不是消费纠纷仲裁。第二，消费纠纷仲裁应采用国际通行的做法,即双方合意,一裁终局.避免先裁后诉的弊端，适应消费纠纷时效性的特点。第三，鉴于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消费者保护协会体系并且在调解消费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消协作为一个保护消费者的社会组织，在解决消费纠纷应发挥更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考虑在现有的消费者协会下面增设独立的“消费者权益仲裁庭”，其业务上接受消协领导，法律地位上独立于消协。第四,针对消费纠纷的特点设计一套专门的仲裁规则，以有效地解决纠纷。考虑到消费纠纷的多发性和小额性，仲裁员的要求可以适当放低，人数可以适当放大，程序可以更加简化，以保证低成本，高效率。使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愿意选择仲裁途径解决纠纷。
（二）完善消费纠纷解决的诉讼机制。在诉讼制度上，虽然有的审判机关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方便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适合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以及高额的诉讼费用，都严重的限制了诉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最后防线的作用。正像陈瑞华教授在《程序正义论纲》中指出那样:“判断法律程序是否具有正当性，不能仅仅看这种法律程序的外观特征，而应当依据一些独立于程序存在本身的‘形而上学’的价值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价值取向,探索适合解决消费纠纷的诉讼制度。
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我们可以进行以下两个方面尝试：一方面，可以借鉴英美系的经验，改革现有的简易程序，在基层法院设立小额索赔法庭（Small Claims Court）。这种方式虽属司法途径，却具有程序简单，节省费用的特点。这一程序主要是针对大部分消费纠纷诉讼面广、金额小的实际。在小额索赔法庭中.，可以实行一审终审等特殊诉讼制度，以解决诉讼途径的高成本，低效率，使消费者进行诉讼的积极性提高。另一方面，针对一些影响较大，后果严重的消费侵权案件，我们可以通过对普通诉讼中的某些规定改革，使消费者获得实质上的平等。具体做法如：消费者在提起诉讼时，法院暂不预收诉讼费用，待案件审结时，再按责任大小向双方当事人收取；在消费者胜诉后，由经营者、生产者支付消费者在诉讼过程中付出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各种费用等。现在有的法院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但是还应应加以制度化，法律化，以加强对消费者保护力度。
总之，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应重在“保护”，在当前我国已经规定了较完善的消费者实体权利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完善的纠纷解决制度，使消费者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就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否则，无论实体权利规定的多么完善和充分，对消费者而言也只能是一件美丽而不能御寒的外衣。
作者简介：朱晓东，男，1977年生，河北省馆陶县人，河北经贸大学2004级经济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管理法。
邮箱;orientzhu@sina.com
